专访树行途王旭:自然教育需要“本土化”丨蓝鲸人物

比起破圈,扩圈或许更适合眼下的素质教育。

“一只蚂蚁有多大?”

孩子认真地用手比划出平板电脑的大小,说:“应该像iPad这么大”“你为什么觉得蚂蚁是这么大呢?”“因为我在iPad上看到就这么大”。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也并非发生在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孩子来自中国的超一线城市,享受着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却无法回答出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自然常识。他或许是个例,但从他身上,我们似乎能窥见中国自然教育缺失的一隅。也的确有一群人一直在为自然教育本土化努力。

“像iPad那么大的蚂蚁”

树行途成立至今已近4年,遇见过形形色色的学生,除了开头说出“蚂蚁像iPad那么大”的孩子,也有热爱自然的“小发烧友”。

cc就读于清华附小,妈妈是哥斯达黎加保护区的研究博士。他从小一半时间待在哥斯达黎加,一半时间在国内。四五岁时,cc开始拍各种野生动物,养各种昆虫。上小学后,老师鼓励他在学校开讲,向同学介绍物种知识,并给他办了自然主题展览。

“在这样的环境下,cc从来不觉得自己的爱好很小众,还因为丰富的自然知识,觉得自己有独特的闪光点,所以一直很自信。他现在升初中了,无论是生态摄影,还是物种辨识,都非常专业。”树行途创始人王旭回忆道。

王旭对中西方自然教育环境差异深有体会。2018年,她去美国访学,期间进入美国国家地理,负责品牌重塑,并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分会组织工作。“那时美国自然教育普及率是98%,而中国的自然教育普及率不到2%。”

自然教育需要经济先行,中美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差异。中国前些年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虽然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但自然教育基础设施尚不完善,还处于发展初期。而西方自然教育发展历程较长,各项基础设施已经比较成熟。

除此之外,中西方城市环境差异也会导致自然教育发展程度不同。西方国家多独栋房屋,居民有自己的花园,日常就与自然环境相连。而中国是集约化城市,孩子生活中很难接触真实的自然环境。且城市绿化多是人工培育品种而非纯自然野生品种,因此孩子能看到的物种也是有限的。

但在王旭看来,中西方自然教育没有所谓的“差距”,只有不同环境造就的差异。“不是只有零距离接触自然才算自然教育,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到大自然的孩子也值得拥有优质的自然教育内容。”

“西方的课程不适合中国孩子,开发本土化的自然教育课程是必然趋势。”

“小而美”的自然教育

自然教育是以自然为场所,以自然体验为主要途径,以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推进保护自然为落脚点的环境教育活动。公开资料显示,我国自然教育行业于2010年前后开始发展。

2015年,自然教育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从业机构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仅在2015年成立自然教育机构就有64家,与2014年相比增幅达106%。

与此同时,行业业态也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从业主体变得多元。过去,自然教育主要由世界自然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公益环保组织和民间机构从事,而现在商业注册机构占据半壁以上江山,旅游、营地等商业机构涌入,希冀借助自然教育为传统行业转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且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研究机构等进入自然教育行业的比例也正在增加。

另一方面,自然教育开展领域变得更加广泛,活动形式更加多样。与公共机构合作后,自然教育活动场所开始扩展到城市公园、郊野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活动形式也从单一的自然体验扩展到自然体验、环境保护、亲子教育、农耕体验、自然游学、生态研学、户外艺术教育等多种形式。

此外,自然教育的专业度也不断提升,不只研发本土化课程、编写教材,从业机构也发挥自身特色开展人才培训,其中认可度较高的有自然体验师、自然讲解师、自然引导师等。

到今天,自然教育发展近11年,虽然各方面在不断优化,但不可否认这仍是一个“小而美”的赛道,很少得到资本的青睐。对此,王旭认为,名师无法标准化是自然教育局限在“小而美”状态的重要原因。

“过去的自然教育更像自然旅游,主要模式是由一个专业老师带孩子走进自然环境,随机地遇见一些物种,然后做物种辨析和知识讲解。这种形式对老师的专业素养要求较高,所以人就是限制自然教育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这类人不可复制,而他们在市场环境下又属于小众的一部分。因此自然教育要规模化发展,首要问题就是解决人的不可控和不可复制问题。”

除此之外,自然教育和孩子的空闲时间息息相关,因此行业有天然的淡旺季,无法完成人的“池化”。“如果暑期是旺季,那寒假就是淡季,毕竟大冬天谁会跑出来看虫子呢?”

内容也是限制其发展壮大的因素,国内需要本土化课程内容,但由于回款慢,资本并不青睐做内容研发或2B的公司,更倾向于资金进入能快速增长规模的2C路径。自然教育领域2C公司无外乎采用高客单和规模化两种模式。在高客单模式下,去一趟加拉帕戈斯的价格高达十万元。而后一种模式下,活动场次多、价格低,大众进入几乎没有门槛,类似于营地。但它对人员的管理要求很高,一个公司能否具备这种管理能力,是限制它发展的核心要义。

而王旭始终认为,如果知识内容不够标准化,没有底层沉淀,形式无论如何变化都是空洞的。“过去的内容分为两种,一种是爱好者的个人积累,另一种是讨巧的冷知识。而我认为这和教育是脱离的,最多算内容传递。教育的逻辑是教和育,要传授给孩子体系化的知识,让他能自我成长和探究。”

“让每个孩子都有自然的烙印”

“脱离人的不可控和不可复制性,做可控和可复制的知识”是树行途自成立伊始就确定的思路。成立前三年,树行途一直专注于研发适合中国孩子的自然教育课程,度过了一段“艰难又幸福的时光”,而疫情的到来则加速了内容标准化的步伐。

疫情发生前,树行途的进校项目分为三类,一类是学前品类,主要是派师入园做师资培训;第二类是对学科深度有要求的社团课,一般也是派师进校授课;第三类是初中生开放实践课,分为学生到基地上课和派师进校做匹配授课两种。无论哪类项目,始终没能做到知识内容完全可控和可复制。

但疫情来临后,校园管理强化,进校变得极其困难,标准化从锦上添花变得必不可少。因此树行途将所有类别的课程都标准化成了视频、讲义、教案,并针对动手实操的视频和知识延展开发了线上系统,同时封装一套软件。校内教师登录系统即可获得完整的教学目标讲义,单节课如何组织、课程内容如何总结、PPT内容等都经过了标准化,老师可以完全按照系统上的教案讲解,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相应课堂转化。

标准化之下,需要内容沉淀。树行途与北林、矿大等高校合作科研项目,底层知识内容由高校博士及博士后团队研发。在知识内容和框架均确认无误后,由教龄超过5年的一线教师做课堂转化,再经过清华大学专家论证组把关,才能进校或到商场磨课,最后形成终版课程。从知识到转化,再到论证、磨课,在完整的流程下,一套课程研发通常需要耗费2—3个月。

“做内容研发前期肯定是比较困难的,但有了内容基础后,再去匹配不同形式就会很快。已经有积累的内容去匹配不同需求,花费的时间基本上只是核心录制和剪辑的时间。”

“让每个孩子都有自然的烙印”是王旭做自然教育的初心。标准化之外,树行途也在努力为内容匹配更多形式,希望覆盖到更多孩子。近年来,一线城市家长对自然教育产品接受度和购买欲明显提升,因此除了课程进校外,树行途也正在C端零售上发力,产品包括音视频课程、文创衍生品等。

王旭透露,“C端是课程的延展,我们未来会从教材和市场书两个维度进行发力。教材方面,我们已经在匹配下学期的教材。而市场书方面,目前设想是围绕自然冷知识、国宝冷知识等方向发展。”

破圈or扩圈?

“双减”之后,用王旭自己的话说,自然教育成了“咸鱼翻身”的赛道。虽然资本市场整体上对素质教育仍处于观望状态,但与过去相比,更多的资本看到了树行途。

对于资本,王旭依然比较谨慎。她认为,资本和资本化是两件事情,她更倾向于支持内容研发的友好型资本。“资本的进入必然能加速行业发展,不过需要注意资本选择的路径。像被资本绑架,要走资本化路径,急速扩张规模这类,就不是那么友好。”

此外,在K12教培机构思考转型的过程中,属科学类、易融合的自然教育也得到了许多关注。

“K12机构选择自然教育,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是一个主题,是横向发展的延展性学科。比起学到知识,它更注重开拓视野,提供更丰富的内容,所以它是一个融合的学科,很容易延展到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

与需要专业技能的音乐、美术等相比,学科类教师转偏科学的方向更容易。而且科学课已经普及很长时间了,科学类课程进校也更加容易。

但王旭认为,自然教育,乃至整个素质教育要真正实现普及化,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起破圈,扩圈或许是眼下更适合素质教育发展的路径。“素质教育一直面临一个尴尬状况,就是大家用学科类的评价标准在评价素质的提升。素质本身很难界定,素质教育的衡量标准也应该是终身性的,既有可能是得到了一个终身的爱好,也有可能是科学的探究精神,或艺术的感知力。”

对于素质教育的价值,王旭很赞同清华艺科创新院现代美育研究中心主任孙锐提出的维度。他认为,常规性的科学教育能提升人的逻辑思维,但逻辑思维是线性思维,它的极度提升会扼杀创作性。而创作是点状思维,这是艺术和美育这些素质的提升才能够带来的。

树行途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胡同里的一座小院,院内各类植物攀附墙壁,办公区透明的玻璃门将阳光一丝不落地吸收,铺满了会议桌旁的各类动物养殖箱,里面有白化的蜥蜴,也有刚出生的龙猫。“热爱”曾是树行途,乃至整个自然教育的主基调,但在热爱之外,能否有更多动能涌入赛道,推动行业“出圈”?这仍需静待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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