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互联网时代,陷入孤独的自由

在后互联网时代,科技与社会的碰撞也带来了新的危机, 社交媒体越来越使我们陷入孤独的自由中。

文 | 观察未来科技

互联网已经不再处于萌芽阶段,互联网以及数字技术的影响在全球无处不在。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曾表示,他之所以创建Facebook,是希望使世界更加“开放和互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自由的终极认可。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确实也让我们看到,当信息和想法可以自由流动时,它的力量会有多大。不过,在后互联网时代,科技与社会的碰撞也带来了新的危机, 社交媒体越来越使我们陷入孤独的自由中。面对“一起独处”的数字时空,人类会寻找到更好的办法吗?

陷入孤独的自由

现代科技的进步突破了过去人们无法到达的距离,在给予人们越来越大限度自由的同时,也让人们陷入了分裂的世界。

在美国的交通还停留在马车时代时,直到20世纪初,美国农村居民通常在他们的马和马车能够到达的20英里半径内购物、工作、做礼拜、学习和社交。在小镇中,杂货店是中心,不同年龄的孩子共同在只有一两间屋子的学校学习,一个小小的乡村教堂为整个社区服务。

这一切在燃油动力汽车进入农村后彻底改变。从1911年到1920年,仅农场的汽车拥有量就从85000辆膨胀到超过100万辆。汽车和现代化的公路开辟了新的前景,为偏远地区带来机遇,并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正如历史学家所说,汽车使“农村居民从物质和文化上的孤立中得到解放,后者本是农村生活的一个特征”。不过,更强的流动性也有其代价。人们花在别处的时间越多,与家人和邻居相处的时间就越少。换言之,汽车虽然带来了更强的流动性,拓宽了人们社会生活的范围,也破坏了过去人们之间紧密的联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固定电话的出现对家庭产生了类似影响。对于青少年来说,单独待在卧室现在意味着花时间和朋友打电话或者通过电脑联系。人们开始发现,即便是和家人在一起,也不过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独处。

又过了40年,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孩子们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但他们的心思显然在其他地方。对于家庭来说,放下手机的争论变得司空见惯,尤其是在餐桌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但人们与隔壁邻居甚或同处一室的家人的联系却越来越少。

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了通过电子方式进行沟通。有时候,我们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早高峰时的地铁,人们面朝手机,低下头颅,仿佛新时代的祷告;朋友之间,用“点赞”重新勾勒友谊;家庭聚餐,晚辈将头扭向自己的智能终端,置身于与远方人的“气泡”之中,留下长者的无名怨愤。

数字技术使世界变小,人们能更方便地彼此联系,但它也给相倚而坐的人带来沉默。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从汽车的出现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每一项帮助身处两地的人更好联系的科技,都会为同居一室的人制造新的障碍。许多人也将此视为时代困境——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交网络拥有现实无法比拟的吸引力,让人近乎于“失控”地对身边人选择淡漠。

不可否认,互联网带来了开放,但也让人们失去了“附近”,陷入了孤独的自由里。随着数字化生存的深入发展,人和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网变得松散,人们逐渐丧失了一种自信,不再觉得能够构造出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因此,人们持续着日复一日的生活,成为数据的组成,以一种在一个社会的、世界的浪潮之下,无力地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的生活状态生活着。

在单调且乏味的日常里,人们很容易认为,个人与本质脱离了关系,以至于再没有一种真实的、踏实的、充满意义的个体感受。这种“附近”的消失让我们生活的真实感锐减,不再有观望“附近风景”的耐心,它不再是一种整体地、深入地感知。这些“乏味”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被不断加深、验证、加冕为一种“事实”。

远离“附近”而走向“远方”的结果就是:人们逐渐发现,自己厌恶的东西越来越多,信任的人越来越少;需要的休闲与放松越来越多,专注却越来越少;快感越来越多,但充实感却不成比例地越来越少。

因为孤独,更加孤独

互联网的深入发展让人们在现实中越发孤独,而当人们在现实中越发孤独时,往往又会试图通过互联网化解孤独。于是,互联网虽然暂时满足了个体的感官体验,却无法化解孤独的根源,而对互联网的依赖反而强化了原有的孤独感。人们因使用互联网而孤独,又因孤独而使用互联网。

在网络世界里,个体与周边、社会、世界建立起了虚拟的信息联系,彼此分享信息,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媒体,大量的信息传入人们的头脑中。然而,随着信息网络的频繁使用,人们对网络形成了巨大的依赖关系,生活的角落都被网路填塞满,同时,也只有在网络世界中个体才能找到并确证自我的存在。

虚拟化的网络世界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短暂性的精神满足,加上人们又十分渴求这种短暂性的精神满足,于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人们对网络世界就产生了精神依赖。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过程中,一些人的闲暇时间都被手机、电脑等新现代通讯设备所占据,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在减少,情感在淡化,而这些情感的需求都需要借助网络世界来弥补。

从网络娱乐信息来看,消费娱乐和八卦信息的围观成了网络用户网络生活的常态,各种社交软件更是提供了这样的平台,成为多种娱乐、八卦信息的聚集地和扩散地;碎片化的信息让人们的专注力一降再降;而网络游戏则成为大众所热衷的娱乐消遣方式,智能化终端设备的普及扩大了网络用户的涵盖范围,基于智能终端的手游也因此走进大部分人的生活。

大众的娱乐消费现状已经呈现出全民娱乐的倾向,全民娱乐化更是让我们迈向”娱乐至死“的年代。因此,社交网站难以满足个体的个性需求,却可能使人耽溺于一次次短暂的新奇体验中,而每次体验结束之后,又是对尚未发生的体验的渴望。然而,对新奇体验的渴望常在,但新奇体验未必常有,结果要么是无聊,要么是孤独,但共性就是无意义感。

事实上,互联网时代下的孤独问题正是现代性困境的代表,个体获得更多自由,但又陷入孤独和与社会的疏离;个体试图摆脱孤独,却因为无法消解孤独变得更加孤独。于是,在网络空间中,我们体会到了全天候的在线状态,个人能够随时向自己以及他人展示着自己的存在,并同时处理多种事情。但真正的情感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被技术稀释,弱连接挤占了强关系,失去了手机我们感到彻底的孤独,更加无所适从。

未来应该怎么做

数字科技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它并不总是意味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过,这种孤独的自由也不是必然消失的。

作为被誉为“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的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雪莉.特尔克认为,无论微信,facebook还是twitter,今天的社交网络总令人感到冰冷,缺少温度。在一次演讲中,互联网研究者王煜全表示:“这是因为互联网剥夺了面对面交流的情绪的部分,使得我在与其他人交流时像是和机器在交流,得不到那种从属于某个群体的安定感,目前还没有办法形成感情寄托。”而今天,与情绪相关的计算,已成为不少公司着重研究的对象。

另一个更为实质的问题是: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个朋友?毕竟,微博上动辄上千的“好友”可能连认识都算不上。理论上,这个问题已被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解答。早在二十多年前,根据人类大脑新皮质的厚度,邓巴提出了著名的“邓巴数”,即“150定律”——150人是人类大脑建立彼此相熟的社交关系的上限。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交网络也许会告别如今混乱的所谓“好友”管理,而是告诉每个人,谁才是你真正的150人好友,以及实现更多现实意义上的社交功能,而非漫步目的浏览一个与你不相关的人今天上午的早餐。

当然,无论“低头族”还是“微信依赖症”的出现,都说明当下人们生活的某种分裂,而没有人喜欢分裂。谷歌X实验室负责人Astro Teller认为,设备应让我们更人性化,更活在当下,总联网并不代表我们应有两个区分的生活——真实生活和数字化生活。而如今,“科技让人们冷漠”的论调或许也只是受当前科技水平所限,未来的手机肯定不会朝“两个拇指交互”的方向发展,而是淡化其使用背景。

与此同时,二十多年前,卡斯特尔的信息时代三部曲虽然从信息技术出发提出了“网络社会崛起”的必然,但同时也提出了远非技术决定论的论调。

他认为,社会变革由技术本身引发,但是一旦成为系统,其内容就为发展的历史脉络所决定:“一个社会能否掌握技术、将技术内化,在充满冲突的过程中决定运用技术的方式,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这个社会的命运”。

在第三部《千年终结》的结语中卡斯特尔就总结道,“人性非本恶。万事其实俱可由提供信息、支持正当性、而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所改变。”

“假如遍及全世界的人们信息灵通、主动、能沟通;假如企业能承担其社会责任;假如媒体变成使者而非信息;假如政治行动者对抗犬儒主义,以民主方式恢复新年;假如文化由经验来重建;假如人类遍及全球感受到物种的团结;加入我们由于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确立世代间的团结;假如在我们之间已取得了和平,并启程开拓我们的内在自我;假如所有这些都因我们的信息灵通、有意识、分享决策而变得可能,而时间之河仍在流淌,或许我们最终生活下去,爱同时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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