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下一个“世界工厂”?

它距离美国太近,但距离天堂太远。

文|霞光社  李小天

编辑|刘景丰

坐落于墨西哥北方第一大工业城市蒙特雷的北美华富山工业园,见证了近两年来,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投资建厂如火如荼的盛况。

“2022年至今,我们园区、包括我所在的城市,几乎是一地难求,中国企业争相涌入,‘抢(厂)房抢地’。”华富山工业园董事长胡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而西班牙对外银行 (BBVA) 的一项调查发现,作为墨西哥工业中心的蒙特雷市,其私营工业园区的新来者中,有五分之一是中国企业。

中国企业扎堆于华富山工业园,跟这里独特的条件密不可分。兰迪律师事务所墨西哥团队常驻负责人林律师告诉霞光社,“蒙特雷是墨西哥东北部新莱昂州的首府,距离美国德州边境口岸拉雷多约200公里,其城市声誉度、治安状况位列全墨第一。而华富山工业园是2015年浙江企业华立集团和富通集团董事长、浙江省商会会长王建沂联合墨西哥SANTOS家族共同创立的一个工业园区。中企集聚在这里,彼此交流比较顺畅,也便于做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组合。”

华富山工业园是墨西哥制造业崛起的一个缩影。实际上近年来,随着全球供应链重构加速,墨西哥正在成为新的制造业聚集地,从中国的车企、汽车配件厂商、家电企业到美国的特斯拉等车企巨头,都在疯狂涌入这片制造业的新大陆。

时代的指针,似乎在悄悄转移。中企落子墨西哥为何会呈现井喷之势?墨西哥为何会在全球供应链格局重塑中脱颖而出?中企出海墨西哥的征程又会遇到哪些壁垒与挑战呢?

墨西哥制造业的崛起,离不开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所带来的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一方面,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大流行所引发的边境关闭、货运成本增加的难题,以及消费者对即时满足的需求,不断促使世界各地的企业考虑缩短供应链;与此同时,中美脱钩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改变原先“离岸外包”策略,转向“近岸外包”以及“友岸外包”。

与美国相邻的墨西哥,便是美国重塑北美供应链的制造业中心。

2020年7月1日,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正式生效,规定在美国、墨西哥或加拿大生产至少75%部件的汽车或卡车可以零关税出售。相较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所要求的62.5%提高了12.5%。

该协议的指向很明显——要进一步激励北美汽车生产。

两年后,这种步调进一步提速。2022年,美国通过《芯片法案》,加快亚洲产业链转移至拉美国家的步伐,而毗邻美国的墨西哥成为转移重点。之后出台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明确规定,美国政府对电动车实施7500美元的减税优惠,但其前提条件是,电池组装、原材料采购、加工等必须在北美进行。

机遇并不止于此。墨西哥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拥有覆盖50个国家的13个自由贸易协定(FTA),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多元化的贸易政策,让墨西哥跻身世界上最为开放活跃的市场之一。

这些举措,吸引了全球企业和资本涌入墨西哥。

从产业端来看,根据墨西哥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2022年墨西哥乘用车产量达330万辆,成为全球第七大汽车制造国和第四大零部件生产国。与此同时,电子和家电制造商正在墨西哥中部扩张。与加州接壤的边境地区,航空航天和塑料工业正在不断发展。

目前,在中企聚集的华富山工业园中,已完成开发的3平方公里工业用地上,入驻了30多家企业,代表性行业有汽车及零部件、家电和家居,譬如中国家电巨头海信便在此设立了产业园区。

而在2019年,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涉及诸多家居产品,受此影响,诸多家居企业将产业生态链外迁至墨西哥,知名家居品牌圣奥家具、敏华控股等也入驻了华富山工业园。

新能源汽车生态链正在成为欣欣向荣的投资风口。在今年上半年,美国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下注蒙特雷,宣布计划在该市兴建第五座海外工厂。据称,蒙特雷工厂将成为特斯拉下一阶段的生产主力,辐射整个北美市场,投资超过50亿美元,规划产能100万辆,面积将是特斯拉上海工厂的20倍。

这一消息随即吸引不少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跟随特斯拉来墨西哥建厂。华富山工业园园区也落户了几家特斯拉供应商,包括做中控屏的蓝思科技、做热交换器的银轮股份、做充电模组的安洁科技等。而在特斯拉之前,通用汽车、起亚汽车和宝马等其他汽车制造商已宣布自2021年起在墨西哥投资电动汽车。

资本的涌入,更为具象地呈现了墨西哥市场的吸引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通报,到2022年墨西哥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主要接受国中排在第11位,投资额为35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12%。自20世纪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墨西哥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

如果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是“天时”,那么墨西哥自身的发展禀赋与政策支持就是“地利”。

众所周知,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优势的加持。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统计,墨西哥总人口超过1.28亿,居全球第10位;且平均年龄仅为29.8岁。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年轻的人口结构,能够为墨西哥制造业的发展提供长久、充足的动力。

但说到这一点,全球诸多新兴市场都拥有人口优势,譬如拥有2.76亿人口的印尼是全球第四的人口大国,却没有成为像墨西哥一样的区域性制造中心。相较而言,墨西哥有何独特之处呢?

回望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变迁史,从英美到德日再到“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能否通过商品出口带动本国经济发展、能否将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除了有充足的人口外,还要有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完善的产业结构与开放的政策环境。

首先从工业基础上来看,墨西哥是传统的制造业中心。

早在1925 年,福特便来到墨西哥建生产工厂,开启了墨西哥汽车制造业的腾飞之路。1961年,墨西哥生产了第一辆完全国产的汽车——由Ramirez卡车公司生产的名为Rural Ramírez的小型卡车。

20世纪60年代,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美墨边境。到了90年代,墨西哥制造业迎来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契机。1994年1月1日,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吸引通用、丰田、日产等主流车企在墨西哥生产和出口汽车。

从人口集聚效应上来说,从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墨西哥的城市化率在80%以上,几乎是城市化最高的新兴市场。

超高的城市化水平,源于拉美各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导致众多失地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但这种“冒进式”的城市化与本国工业化水平并不匹配,因就业岗位不足,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成为聚集在城市边缘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在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高楼大厦与贫民窟相伴相生的景象随处可见。但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红利期,大量聚集的劳动人口也有利于产业带的形成与发展。

Statista的数据显示,相较于中国,墨西哥的制造业工人工资更为低廉。202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时薪预计为6.5美元,较2019年增幅超过12%。与此同时,墨西哥制造业工人的时薪预计为4.82美元,增幅仅为较上年增长超过 3%。

除了成本较低之外,墨西哥制造业劳动力的质量也相对较高。墨西哥平均有115,000 名工程师从大学和技术研究所毕业,能够保证其承接高端产业链的劳动力优势。

从政策支持上来说,墨西哥政府也致力于利用本国毗邻美国、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持续对美墨边境贸易走廊进行现代化改造,确保商品和人员流通更加快速灵活。

目前,在美墨边境一带,科阿韦拉州(Coahuila)、圣路易斯波托西州(San Luis Potosí)、下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新莱昂州(Nuevo León)、哈利斯科州(Jalisco)、索诺拉州(Sonora)和瓜纳华托州(Guanajuato),业已成为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医疗器械、电子产品制造和消费品行业的聚集地带。

而有“万岛之国”之称的印尼,因为国土面积的支离破碎、种族文化的异质多元,导致劳动人口多固守在家乡熟悉的语言、文化和制度体系中。另外,印尼不同地域之间的交通也殊为不便。

根据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印尼排名全球第61位,远低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印尼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一多半的人口居住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上,这两个岛屿交通和运输可以依赖铁路和公路,但在其他地方,人口太分散,岛与岛之间距离很远,修桥是不可能的,物品只能依靠空运和船只运送,效率低下,运输成本极高。”某位印尼电商从业者对霞光社说。

印尼的独特地貌与社会环境无疑影响了产业集群化发展。根据印尼中小企业和合作社部的官方统计,98.7%的印尼企业(共6460万)是微型企业,共雇佣了1.1亿人,吸纳了印尼动力总数的97%,占印尼总人口的40%。

事实上,在2000年之后,印尼经济重心出现了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明显下滑,出现了早熟型去工业化的特征。这一方面因为印尼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基础薄弱,本国制造业多为中低端制造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一旦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就会流向全球新的劳动力价格洼地;另一方面,在机器换人的时代,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远不如前,剩余劳动力会随之转移向服务业。

根据霞光社与印尼在线招聘平台kupu联合发布的《2023年印尼用工市场研究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吸纳了印尼超过一半的就业人口。随着印尼人均GDP的增长和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加快,未来,消费零售和移动互联网会成为印尼发展的黄金赛道,印尼制造业增值占GDP比重会持续下滑。

“印尼的制造业目前还是以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为印尼的劳动力是东南亚最便宜的;而墨西哥的制造业已经实现了产业升级。另外,墨西哥离美国更近,从物流成本、关税政策上来讲,更具优势。”兰迪律师事务所墨西哥团队常驻负责人林律师对霞光社说。

提到墨西哥,人们对它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说法:

“它距离美国太近,但距离天堂太远。”

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墨西哥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根源。

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在其所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对拉美的社会病理做出了深刻剖析。

在西方殖民时代,欧美国家所从事的三角贸易,为其工业化转型提供了资本基础,但却造成了拉美各国多年来的积贫积弱:“到1845年,美国已兼并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在那里打着文明的旗号建立起奴隶制。在战争中,墨西哥还丢了现在属于美国的科罗拉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内华达以及犹他等地,共占墨西哥面积的一半,被抢占的领土相当于今天阿根廷的面积。”

而在20世纪全球殖民体系解体之后,美国开始输出自由汇兑、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理论,从而否定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民族工业的权利,削弱政府在这些国家中的作用,通过投资和跨国公司建立起新殖民主义体系。“各大公司的子公司只用了少量投资,一下就越过拉丁美洲各国针对外国竞争而建立起来的海关壁垒,并从内部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而今影响墨西哥社会稳定性的一个突出问题——毒品种植和贸易,也是毗邻美国所造成的一大隐患。长期以来,墨西哥不仅是美国的毒品生产国,并且还是南美、中美各国毒品输入美国的交通枢纽。各大毒枭势力盘根错节、占山为王、割据一方,极大影响着社会治安。每年都有数千名墨西哥人——包括政治家、学生和记者——在毒枭的帮派冲突中丧生。自2006年墨西哥政府向贩毒集团宣战以来,截至2022年,墨西哥已发生超过36万起凶杀案。

“中企出海墨西哥所面临的一大痛点,就是墨西哥当地的治安问题。”常驻墨西哥的跨境律师林先生对霞光社说。

根据墨西哥当地媒体报道,今年5月,墨西哥曼萨尼约港的海关业务副局长被枪杀,该名官员上任仅两周。混乱无序的治安状况,严重影响着墨西哥北美区域供应链中心的地位。

影响中企在墨西哥发展状况的另一个因素,是墨西哥受美国政策干预影响较大,可能造成贸易政策上的不稳定性。

例如,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8月15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签署了《关于修改一般进出口关税法行政法令》,宣布上调钢铁及轻化行业等392个税目的进口关税。而中国作为墨西哥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显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此次关税上调的较大冲击。

并且,墨西哥将在明年进行总统大选,两位女性候选人正在角逐博弈:一位是现任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的得意门生,洛佩斯在上台后大力批判新自由主义,承诺进行一场旨在消除所有腐败和收入差距、确保国家自给自足的革命运动,他将其命名为墨西哥的“第四次转型”;而另一位候选人则来自贫穷的土著家庭,以白手起家的独立女性形象深受欢迎。两人不同的外交政策也会间接影响到中企在墨西哥的发展状况。

对此,林律师建议,商品出口墨西哥的中企需要根据税收政策的调整排查,判断其企业产品是否属于此次关税上调范围,并评估成本可控性和供应链稳定性,适时调整生产模式及进入墨西哥市场的渠道。“之前有企业因为关税申报有误导致少交税金,检查出来的时候货物已经卖完了,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企业面临处罚风险。”

并且,由于获得IMMEX认证的企业从境外向墨西哥临时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时可以暂缓或免缴关税,因此符合资格的企业应当尽快申请IMMEX认证,以抵抗本次关税上调带来的冲击。

IMMEX认证,即根据2006年11月1日墨西哥联邦政府颁布的《促进制造、加工和出口服务业法令》所予以的产品认证,只要临时进口墨西哥的货物在加工、制造后最终出口到其他国家,IMMEX认证企业就可以以非常低的税率及关税进行制造生产。

而在《美墨加协定》以及“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政策刺激下迅速崛起的墨西哥,会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重塑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对此,产业全球化研究机构欣孚智库认为,目前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正在朝着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等方向加速调整,全球制造业会形成以法德、中国、美国为中心的三大区域,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在欧洲以德国为中心,辐射至欧盟及英国;在亚洲则是以中国为中心,辐射日韩、东盟各国;在北美洲以美国为中心,辐射至墨西哥、加拿大等周边国家。

而在多区域经济中心并存的情况下,如何发挥比较优势、与各国构筑全新经贸联系,是每个希望跻身世界经济循环系统的国家都需要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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