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大厂人“卷”向海外

跳出大厂,寻找希望。

文 | 霞光社 冯叶

编辑 | 韦伯 Kyle

“我想再聊一下项目的事......这产品能有市场吗?能做起来吗?如果现在要在国内做一个同样的社交软件,应该完全没有希望。”

面试快结束时,吴浩然决定用最直白的方式提出最困扰他的问题。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几年的增长情况。”面试官坦然答道。

看到数字后,吴浩然放松了。“对我来说,这是刷新认知。我之前没有做过出海业务,这次才知道海外用户的付费能力有多强,以及,那边竞争也没有国内激烈。”

现在,吴浩然已经入职这家名为“米可世界”的出海社交娱乐公司半年。

时间倒回半年前——吴浩然在腾讯就职的部门传来裁员消息,这一次,他被“毕业”了。

“还是挺失落的。”吴浩然回忆道。当时,腾讯正在进行大规模业务调整,试图恢复曾经的“收入增长斜率”。他所在的业务组陷入了与字节跳动旗下竞品的激烈竞争,但不敌对方,再持续投入似乎不太明智,只能被集体裁撤。“腾讯算是放弃了这块业务。”

这场由“互卷”引发的裁员,在今天的互联网大厂并不算新鲜。国内业务早已跨过飞速成长期,进入存量阶段,投入产出比成为了每家公司的必要考量。面对新用户有限、增长放缓的现实,身在其中的互联网人或主动求变,或被动离场,纷纷开始寻找下一个增量市场。

他们的职业罗盘,指向了出海。

“当时面试就让我意识到了海外业务的发展前景。比较诚实地讲,也只有做这些创新且有增长的业务,才感觉职业道路又有了希望。”吴浩然笑道。

同样,此前校招进入国内大厂的Carol,选择在工作三年后加入了一家跨境电商创业公司;主动离开字节跳动的发仔,于去年入职某出海公司创新内容业务团队;三年前离开大厂的Frank,现在已经成为米可世界某产品的负责人。

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做了同样的选择,而大厂人向出海公司迁徙的趋势愈演愈烈。

脉脉高聘人才智库所发布的《2024年春招人才偏好洞察》显示,职场人不再一味追逐“大厂光环”,他们更倾向选择成长潜力、薪资水平、人才需求都优于大厂的“平替”。数据表明,只有13.45%的职场人会将大型企业作为第一选项。

国际人才职业服务平台HelloCareer创始人Leo告诉霞光社,“因为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许多公司也在密集开拓海外市场,出海求职热肯定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现在来看,还有很多增长空间。”

当大厂不再是互联网人的唯一目标,出海企业,是否能成为他们寻求转型的新希望?

在某出海企业任职的Carol,最近很忙。

不仅是忙于工作。Carol几个月前加入的PM(产品经理)社群近期格外热闹,接连举办了几场关于海外业务的活动。“主要是想多交流,拓展下圈子,而且我最近也在招人,看能不能捞到一些简历。”Carol谈起自己参加活动的目的。

在Carol所在群内,不乏京东、字节、百度、美团等大厂PM。“很多都是对新能源、跨境电商感兴趣的,有的想要转行。很明显的趋势是,大家都很焦虑,手头的业务不太好做,海外业务越来越火。”Carol告诉霞光社。

今年,是Carol在这家出海企业的第二年。论其背景,她是“大厂转出海”的典型案例。

五年前,Carol从海外回国,成为某头部大厂实习生,后拿到校招转正Offer。

彼时,正是中国互联网业务增长的黄金时期,“那时国内的移动互联网发展特别快,这也是我没有留在海外的原因。”Carol回忆道。

据相关人士称,Carol所在项目对求职者要求极高,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大厂光环耀眼,Carol一路披荆斩棘,最终落定,入职了核心业务团队,负责将海外的品牌引进国内售卖。

但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三年后,Carol突然觉得“待够了”。

国内业务增长见顶是她离开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Carol告诉霞光社,“只是觉得做很多东西,都没有成就感。可能一件事你做得很辛苦,但这个业务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只是单纯觉得,我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发展不适合大厂。”Carol补充说。

2020年,吴浩然通过社招渠道进入腾讯,负责视频项目研发。三年多时间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一颗“大厂螺丝钉”。

“(当时)可能都没有太多沟通的欲望了。更多时候只是分配任务,我按部就班地去完成。”吴浩然向霞光社表示。

即便想创新,也难以推进。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吴浩然曾希望另一个团队支持其对某项功能的修改,再三沟通后,对方还是推诿了。他只能与组员从头开始重构产品,时间多花了好几倍。

“每个团队的关注点不一样,对方可能觉得这项工作对他们团队产生的收益很小,就不会很上心。”吴浩然解释道。

规模是效率的天敌。类似情况在大厂并不鲜见,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然一去不复返,再加上组织庞大、流程繁琐,且涉及到不同团队的配合问题,许多人会发现——当大厂走完一套初级的流程后,中小规模企业的进度早已远超于此。

“来米可后,虽然团队没那么大,但我们的目标更一致,效率也更高。可能提出一个建议后,隔一两天就能把这事定下来。我能更快看到反馈,工作也开心了很多(笑)。”吴浩然说。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与北京时差五小时,发仔正在当地为新项目摸底。

去年12月加入一家互联网出海中厂后,发仔成了内容创新项目的产品负责人。此前,她曾在字节跳动做网文项目,已是有多年经验的成熟互联网人。但这次,她的角色不再是“高级专员”,而是拉起一项新业务的“大管家”。

谈起此次调研,她颇有收获,在电话另一端略带兴奋地描述,“土耳其的文化非常多元包容。你会在一条街上同时看到古老的宗教习俗、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前沿科技的冲击。亚欧文化在这里交融。”

当前正值穆斯林斋月,伊斯坦布尔也迎来了新一轮地方选举。走在路上,发仔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拉票的人满大街跑,向市民宣讲福利政策,另一边则是矗立百年的宣礼塔,悠悠播放着古老的斋月音乐。

身临其境的感受往往深刻,发仔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这个市场可以做,内容产品需要包容的文化环境,这边基础建设也OK,最关键的是,各项成本不高。”

现在的发仔,讲起业务总会勤算账。“这是真金白银地往外花,我得核算设备费用、人力成本,以及海外渠道费用。整体的ROI目标也要根据这个提高。”发仔表示,这是大厂和目前公司最大的不同。“在字节,你只能看到一个项目的一小部分,很难这样从底层系统性地去思考和规划,这种尝试的机会我觉得很难得。”

从调研到实践,这种全然付出、从零到一的体验,或许只有做创新业务的出海企业能提供。发仔回忆,“字节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设’。如果你是商业化部门的,就操心商业化的事。你是做增长的,那所有动作都要和增长强相关。”如果“越界”,反倒可能招来质疑。

但现在,她的身份是项目的核心负责人之一。面对从零到一的开发,她需要有决策能力。面对不同的文化环境,她要保持开放心态,解决更加复杂、更有挑战性的问题。“以及,凡是我认为对业务好的事,我不管是不是和我专长相关,我都要提;同样的,哪天运营给我提了一个好建议,我也会听。”

即便看上去困难,但发仔更厌恶平庸。“我不愿意日复一日做一样的事,我就喜欢挑战。如果一辈子像个螺丝钉一样,想想也挺绝望的。”

发仔身上的互联网标签极为典型。计算机专业毕业、从大学起就开始做APP参赛、在国内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鼎盛时期入局,她最早做的岗位是数据分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用户心智”。

谈起用户,她能在三十秒内抛出五个问题,“如果我要做一个功能,我会想:为什么要做这个?用户心智是什么?用户的消费习惯是什么社会环境导致的?他的教育水平怎么样?他会在什么场景下受刺激,打开这个APP?”

很显然,从大厂出走,是因为她发现在国内业务增长受限的大环境下,自己的成长需求无法再被满足。而当下的出海企业,就像十年前高速增长的大厂——只要你肯付出,遍地都是机会。

当然也可以更直白一点。之所以来做海外业务,“主要是想赚钱,我想发财。为什么我叫发仔?就是这个原因。”发仔笑道。

面对社群内急切想要转做海外业务的互联网人,以及近年来出海渐热的大背景,Carol冷静表示,“没有那么容易。”

作为产品经理的Carol并非技术出身,再叠加“海外”的标签,一切显得更为艰难。“很多事情就是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你就不得不会。没有人教我,我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搞。”入职后,Carol按照逻辑链路,在公司的白板上写满了要做的事,再排列优先级,从零做起。

回忆那段时间,Carol表示,“我睡觉都在想怎么画图,周末也在想。不同市场有不同的逻辑,语言、文化等差异,这些都要攻克。”

目前,Carol所做的产品已经在其赛道做到头部,覆盖北美、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市场。整体来看,Carol认可海外业务的发展潜力,但同时,职场人也需要厘清现实中的难点。

“有人可能觉得做海外业务很洋气、高大上,但实际不是。比如游戏,如果你去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可能只能做看上去很粗糙的小游戏或者页游。再比如很火的跨境电商,它本身是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行业,利润很低,你要投入很多成本,才赚一点点钱。电商最终靠的是规模效应。”Carol说。

发仔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国内互联网业务成熟的运转模式,对于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第三世界来说,“要求过高了。”

基于国内的成功经验,许多人在转向海外业务后,会将其理解为业务的平移,但他们很可能会失望。抢时间、抢用户、迅速落地,这些国内大厂惯用的战略,需要在海外市场经过漫长的磨合期。“你不能拿国内的用户运营策略去思考海外受众,他们的心智和互联网认知都不一样,如果你没有做好至少更新70%认知的心理准备,做出海就会遇到瓶颈。”发仔表示。

发仔以产品举例道,“你会困惑,为什么他们(海外受众)看不懂这么简单的提示?为什么这招不灵了?但做出海不是复制粘贴,你一定要做很多调整。”

此外,本地人时间观念和契约精神偏弱,合作不太容易,让发仔极不习惯。她提到此前埃及出差的体验,“定好的本地人当兼职,但她当天直接爽约,没有任何说明和解释,违约金什么的更不用说,这边好像没这个概念。”并且,“他们没有中国人‘卷’。在国内,做一个小项目,10天就能出来,中间可能都不休息。但这边需要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对从大厂出来的互联网人说,做海外可能并不会让他们更舒服。”发仔认为。

当然,这些挑战也意味着机遇。就像国内互联网业务蓬勃发展的时期一样,“如果你想做好,就没有好做的事情。”面对蓝海市场,谁能抢滩登陆、打破壁垒,谁就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全球化大厂。

而对已经是Leader的Frank来说,挑战更多来自组织管理。“过去我做的都是产品垂直领域的工作,但是现在角色变了,我自己也必须成长提升。” 成为新产品团队负责人后,他每天都会仔细琢磨组织能力建设、团队管理、分工协调这些此前较为陌生的体系。

从头开始搭班子做产品并不容易。大厂有完善的组织机制和人员体系,但早期创业团队并不具备这些。Frank也曾为招不到人发愁——如果岗位空缺、没有骨干力量,那么,所有的规划都无法落地。

时间不等人,Frank最终选择先跑起来。他自己亲自下场“捞人”,同时有的放矢:他只挑那些对行业有热情、有强烈成就动机、自驱且愿意成长的人。“背景和资历没那么重要,先招过来认真培养。等到业务成熟,就大胆放权,把一摊子事情交给他们。”

直到今天,Frank也依然把“能做事情”当作选人的头号标准,“经验、项目经历啥的,其实都可以慢慢补充。”

脉脉高聘人才智库发布的《2023年度人才迁徙报告》显示,近三年,中国企业出海招聘需求持续增长。

出海人才供需比从2021年的0.58,变为2023年的2.18。这意味着,每个岗位都至少有两位候选人参与竞争。出海人的求职压力,也在悄然增加。

大厂人愈加困扰:到底是留在大厂接着卷,还是出去看看机会?

决心并不好下,毕竟大厂自带光环,明火亮灶的自助食堂菜色诱人、宽敞的健身房摆满顶级器械、逢年过节的礼品丰富且精致。和所有这一切告别,需要勇气。

选择留下,或许也没问题。但小红书上,以“All in 出海”为标题的笔记还在迅速增加。互联网社区内,讨论中东、东南亚和拉美的帖子越来越多。跨境电商的开疆拓土,社交娱乐APP的高歌猛进,新能源车在全球市场一骑绝尘,也着实让人心痒。

有一部分人已经抢先转岗,去了大厂新拓展的海外业务。但留在原地的人,愈发焦虑。

To be or not to be?

国际人才职业服务平台HelloCareer创始人Leo认为,“首先还是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做出海,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转到海外业务,是否能接受时差和文化环境差异?这是最基础的两个问题。”

其次,Leo表示,正在关注出海岗位的候选人,也可以先寻找远程兼职或者更加弹性的工作,作为过渡或尝试。

此外,Leo观察发现,当前出海企业的人才招聘需求仍集中在中高端岗位,这对有一定经验的大厂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一块全新的市场,企业肯定会先招聘中高端人才,或者对海外市场洞察很深的专家型人才,先组建好海外团队,才会考虑较为基础的员工招募。这是一个固定模式。”

从大趋势上看,Leo判断,“现在是海外业务密集增长的时刻,但未来两年,可能会有一波洗牌。”

海外业务所面临的本地化难题、合规困境,揭示了看似热闹的出海赛道背后密布的荆棘。而卷入其中的互联网人,也需要在考虑职业选择时更加冷静,且做好拥抱变化的准备。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当大厂人转出海时,他们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Leo的回答是“愉悦”。“年轻一代的职场新人,更注重工作带来的价值感和愉悦感。类似加班太多、太卷啊,这种职场环境,肯定不是之后的主流。在更国际化的职场上,996是不可能的,你可以远程办公,可以居家办公,这些方式已经很流行了。”

而Frank的回答则是“自我实现”。

他回忆在大厂的日子,“在太大的组织内,做事总要遵循一些规训,想去突破和创造是很难的。”但他想做不一样的产品,“趁着还年轻,去挑战一些东西,想看看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

2021年离开大厂后,他的想法很简单。对这个赛道充满热情是前提,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匹配到一群有理想的互联网人,一同成长、探索新的方向。“我们能一起合作,把产品做到更高的天花板。”

对吴浩然来说,若想回答这个问题,他需要再往前追溯,回到他被互联网科技吸引的时刻。

吴浩然对中学时代的印象,是2G网络、头戴式耳机,以及需要放磁带的步步高复读机。到现在,这些旧时代的记忆已经演变为了5G网、Airpods,以及飞速迭代的智能机。

“科技改变生活。”吴浩然坚定地说道。他之所以选择进入互联网行业,正是本着想改变世界的决心。他希望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站在新时代最前沿的位置。

“做研发的初心,就是希望自己写的代码在很多用户手机上运行。”这是互联网人内心最深处的驱动力。

人才的迁徙始终跟随价值流动的方向。过去十年,国内互联网高速发展,马太效应之下,人才纷纷流向大厂;如今,他们重新启程,转身向海,寻找新的舞台。

抛开现实生活的种种残酷命题,仍有许多人享受挑战、渴望自我实现,“出海”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没有人想错过开往下一个时代的列车。

如果可以,谁都希望生活不止眼前的“打工”,还有更大的世界和更精彩的人生。

*文中吴浩然、Carol、发仔、Frank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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